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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58屆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總策展人、倫敦海沃德美術館（Hayward Gallery）總監拉夫·魯戈夫（Ralph Rugoff）策劃的展覽「林中徘徊（Among the Trees）" ，匯集了來自五大洲的38位知名國際藝術家的多件藝術作品。展覽試圖重新塑造我們對樹木與森林的認知。在第50次「世界地球日」來臨之際，本次展覽探尋了樹木是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及其在我們日常生活與想像中所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開始在歐洲流行開來，多國公共機構宣布暫停接待觀眾參觀。自18日英國倫敦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 and Tate Britain）在推特上宣布關閉旗下的四個館區以來，英國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國家肖像美術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英國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等場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也宣布暫時關閉，且恢復開放時間尚未確定。3月19日，英國最大慈善組織國家信託（The National Trust）宣布免費開放部分花園和公園，為那些在冠狀病毒流期間試圖保持社交距離的人保留一些開放的空間。 ... ▲ 冠狀病毒影響下的英國 圖片來源：skynews 位於倫敦的南岸藝術中心（Southbank Centre）同樣遵循政府建議關閉所有場館，而其所屬的海沃德美術館（Hayward Gallery）正在舉辦展覽「林中徘徊」（Among the Trees）。我們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這個展覽所展現的是藝術家對於自然的思考。藝術家們通過他們的作品探索了人類與樹木、森林的關係，並挑戰了人類對於樹木傳統的認知；這對於對我們理解當下人與病毒、自然與社會的「羈絆」（日語「きずな」）大有裨益，審視自然-社會網絡中的複雜關係。 ... ▲ 位於倫敦的南岸藝術中心（Southbank Centre），圖片來源：Southbank Centre 「林中徘徊」由海沃德美術館總監拉夫·魯戈夫（Ralph Rugoff）策劃，邀請了38位藝術家就這一主題提交作品。而展覽策劃的社會背景，則是西歐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環境運動。英國肯特大學環境政治學教授克里斯多福·盧茨（Christopher Rootes）就認為西方環境運動正處在十字路口，發達工業社會中不斷制度化的現存環境組織面臨著更激進團體和地方性抗議者的挑戰。因此，置身於環境運動的藝術家在在樹木中看到一個非常廣闊的藝術領域，開始了各種形式的藝術實踐以回應這一時代議題。 ... ▲ 「林中徘徊」（Among the Trees）展覽現場，圖片來源：海沃德美術館 （Hayward Gallery） ，攝影：Mark Blower 展覽策展人拉夫·魯戈夫表示：「今天，全球範圍內對森林的破壞日益嚴重，展覽『林中徘徊』將這些國際知名藝術家的作品匯聚在一起，促使我們去思考樹木與森林在人類的日常與精神生活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一不可或缺的物種美麗而複雜，我希望這個展覽能夠讓觀眾們重拾對其的感恩之情。」 ... ▲ 1970年1月20日，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政廳的抗議者，圖片來源：Environmental Progress (EP) 正是由於藝術家非凡的創作能力，使得觀眾在海沃德美術館可以里看到一棵30米高的「樹」。觀眾還可以在展廳的切換中看到哥倫比亞的雨林地帶、日本的偏遠島嶼、以色列的橄欖園，了解樹木如何成為塑造人類文明的重要象徵。觀眾還可以在一棵有著9550年樹齡的雲杉前駐足思考，這棵屹立於北歐瑞典的「森林長者」為人類提供了一個生命的尺度。 ... ▲ 烏戈·羅迪農（Ugo Rondinone），《冷月亮》，2011，©Ugo Rondinone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攝影: Linda Nylind 除了雕塑、裝置、素描、繪畫和攝影之外，展覽還呈現展示樹木巨大體量的作品。烏戈·羅迪農（Ugo Rondinone）將一棵有著2000年樹齡的橄欖樹刷白，創作了一件巨型的雕塑《冷月亮》（cold moon）；艾賈·利薩·阿赫蒂拉（Eija Liisa Ahtila）使用了拍攝人像的手法，為一棵30米高的雲杉樹製作了一段影像，將6塊螢幕橫置才能看到這棵樹的全貌。 ... ▲ 觀眾在觀看艾賈·利薩·阿赫蒂拉（Eija Liisa Ahtila）的作品，一棵30米高的雲杉樹影像，©Eija Liisa Ahtila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攝影: Linda Nylind 貧窮藝術的代表、義大利藝術家朱塞佩·貝諾內（Guiseppe Penone）創作的《12米高的樹》，是在一個工業刨花木料中精心地雕刻出了一棵接近天花板高的樹苗造型。在樓上，維吉尼亞·奧弗頓（Viriginia Overton）使用從美國田納西州鄉下農場周圍樹木中獲取的維吉尼亞雪松（Virginia cedar），製成木板在畫廊中搭建了一堵牆。維吉尼亞雪松又名東方紅雪松，其芳香宜人的紅色樹心是非常珍貴的家具木材。維吉尼亞雪松天生有防禦蛀蟲的特性，用它製成的柵欄即使在潮濕的土壤中也不會腐敗朽爛。 ... ▲ 朱塞佩·貝諾內（Guiseppe Penone），《12米高的樹》，1980-82年，© 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攝影: Linda Nylind 愛娃·若斯潘（Eva Jospin）用硬紙板製作出了十分迷人的森林景觀《普法爾茨森林》，那高聳、乾枯的枝丫似乎訴說著這裡曾隱藏著諸多的秘密。普法爾茨森林位於德法交界，具有濃郁的中世紀氣息。安妮婭·加拉西奧（Anya Gallaccio）向觀眾展示了一棵樹結滿了童話般果實的樹，灰暗、乾枯的枝丫與飽滿、鮮艷的果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包括莎莉·曼（ Sally Mann）、史蒂夫·麥奎因（ Steve McQueen）和吉米·達勒姆（Jimmie Durham）在內的藝術家則講述了樹木如何與人類的歷史、政治和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 ... ▲ 愛娃·若斯潘（Eva Jospin），《普法爾茨森林》，2020，© Eva Jospin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攝影: Linda Nylind ... ▲ 安雅·加拉西奧（Anya Gallaccio），《因為我停不下來》，2002，© Anya Gallaccio.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攝影: Linda Nylind 觀眾坐在珍妮弗·斯坦坎普（Jennifer Steinkamp）的大型裝置《Blind Eye》前，可以想像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中，自己迷醉在樺樹林四季變幻莫測的無限循環中。珍妮弗·斯坦坎普善於製作自然化和抽象化的數字視頻動畫，來研究時間流逝和有機運動等主題。她的作品可以讓觀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而她也成為視頻和新媒體領域最重要的先驅之一。 ... ... ▲ 詹妮弗·斯坦坎普（Jennifer Steinkamp），《視而不見》，2018，© Jennifer Steinkamp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攝影: Linda Nylind 接著，面對澳大利亞籍藝術家托巴·基多里（Toba Khedoori）錯綜複雜的繪畫作品，觀眾再次在濃密的樹枝、樹根和樹葉組成的網絡中迷失自我。藝術家這些對於細節的專注與表現，給她的作品注入一種平靜和冥想的力量。托巴·基多里自90年代初出道以來，投入很大的情感描繪窗戶、牆、雲等具有象徵意義的事物。相對於在畫布上用厚重的顏料塑造能夠起觀眾強烈共鳴的形象，她更偏愛在處理過的薄紙上精心勾勒對象並完全空置背景。 ... ... ▲ 托巴·基多里（Toba Khedoori）的作品，圖片來源：RADIUS BOOKS 展覽中還有中國藝術家史國威的作品，他採用黑白照片手工上色技術，使其作品介於攝影與繪畫之間。史國威的作品以廣角視點呈現出一處風景的特定構成，並使之聚合成單一的圖像——草地、石塊、森林或一株孤單的樹。 ... ▲ 史國威作品在「林中徘徊」展覽現場，圖片來源：Hayward Gallery，攝影：Mark Blower 作為藝術家，史國威並不追求創作一幅完全寫實的自然風景照片，而是訴諸記憶來為他的「攝影-繪畫」作品上色。展出的作品讓在枝葉充斥著整個畫面，擾亂著觀眾們對景深的意識，以此避免使之形成穩定與單一的觀察點。而視點的陌生使得「攝影-繪畫」具有超現實的意味，瀰漫著鄉愁氣息並提示著崇高。 ... ▲ 史國威，《京都》，2017，圖片來源：磨金石空間 ... ▲ 史國威，《松》，2016，圖片來源：磨金石空間 展覽的公教活動還包含著一些列的對話，其中一些活動由於疫情原因而取消。來自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理論家蘿絲·格雷（Ros Gray），曾在2018年與謝拉·謝赫（Shela Sheikh）共同編輯特刊《悲慘的地球：植物衝突與藝術干預》（The Wretched Earth: Botanical Conflicts and Artistic Interventions）。蘿絲將與參展藝術家喬安娜·卡萊（Johanna Calle）圍繞著卡萊生活和工作過的哥倫比亞展開對話，從土地權出發討論卡萊的作品對於環境政治和社會正義的貢獻。喬安娜的作品通常是通過改造打字機來質疑文字之於口頭傳統的權威性，她的作品曾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2017年）、雪梨雙年展（2016年）、聖保羅雙年展（2014年）、伊斯坦堡雙年展（2014年）和倫敦客廳（2013年）等地廣泛展出。 ... ▲ 蘿絲·格雷（Ros Gray）的參展作品© Ros Gray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德國籍藝術家瑪麗埃勒·紐德克（Mariele Neudecker）與芬蘭赫爾辛基美術學院講師蓬托斯·基安德（Pontus Kyander）進行對談。瑪麗埃勒的參展作品是一件裝置，她在展廳的一個空間中擺滿了真人大小的樹木模型，並且製作了大片野生林地的全尺寸模型。她的影像作品「坦克作品」（tank works）是以歐洲浪漫主義繪畫描繪森林的方式製作的，其視覺效果與三維微觀世界相似，在自然與人工、真實與虛構之間游移。瑪麗埃勒目前是歐洲原子能研究所（CERN）的訪問藝術家，作品曾在杜利奇美術館（Dulwich Picture Gallery）、威康收藏（Wellcome Collection）、國家海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和泰特大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展出；坎德爾曾在挪威任特隆赫姆美術學院美術館（Trondheim Kunstmuseum）和斯科姆斯蘭美術館（Sørlandets Kunstmuseum）館長。 ... ▲ 瑪麗埃勒·紐德克（Mariele Neudecker）的參展作品，© Mariele Neudecker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藝術家瑞切爾·蘇斯曼（Rachel Sussman）也會以討論的方式為公眾展示她長達10年的項目，而展覽中那棵生長於瑞典富魯菲勒特（Fulufjället）的9550年前的雲杉攝影就是她的作品。瑞切爾的項目《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The Oldest Living Things in the World）是一個跨越學科的項目，在證明了生物具有適應能力和美麗外表的同時，暴露了所有生命在面對氣候危機時搖搖欲墜的危險處境。 ... ▲瑞切爾·蘇斯曼（Rachel Sussman）的項目《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 Rachel Sussman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畫家喬治·肖（George Shaw）和作家派屈克·蘭利（Patrick Langley）原計劃要舉行一次對話，但是因為擔心新冠病毒疫情擴散而取消了。這個討論本來是要圍繞喬治在郊區森林的創作，敘述藝術家面對英國被忽視的邊緣景觀所產生的「烏托邦」感覺。喬治在考文垂邊緣的一個莊園中長大；這個莊園和它旁邊的樹林是他過去20年繪畫的主要題材。2014年至2016年，喬治在倫敦國家美術館舉辦了個人畫展《我對自然的回歸》（My Back to Nature），該畫展也在英國各地巡迴展出，最後他獲得了2011年特納獎提名。派屈克是一位住在倫敦的作家、《白色評論》的特約編輯。他的第一部小說《阿卡迪》（Arkady）於2018年由Fitzcarraldo Editions出版。 ... ▲ 喬治·肖（George Shaw）的繪畫作品，© George Shaw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人類對於自然的改造深刻地改變了原有的地球環境，將動植物以及人類本身推向了一個萬劫不復的危機邊緣。本世紀科學家提出的「人類紀」概念，認為從1784年瓦特發明蒸汽機開始，人類已經逐漸成為影響全球地形和地球進化的地質力量。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著作《人類簡史》開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敘述了人的生物性是如何經過漫長的演化最終形成並影響現代人類文明的。書中的第三部分闡述完多樣的人文主義之後，寫道「越來越多科學家認為，決定人類行為的不是什麼自由意志，而是由荷爾蒙、基因、和神經突觸決定的——我們和黑猩猩、狼和螞蟻並無不同」。 ... ▲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 圖片來源：GatesNotes 但是他書中寫道：「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毀滅了多少物種，我們可能會有動力去保護那些倖存的物種」，這種想法完全與他所提出的「生物性決定論」背道而馳。依據他之前的設定，我們就知道理解人是不會有動力去保護那些倖存的物種的，而英國演化理論學者理察·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說的則更明白：們生來是自私的。因此，如果不是出於人類自私的需要（旅遊觀賞、探險獵奇、提供氧氣、凈化環境），那麼人為什麼要去保護物種呢？所以赫拉利對人類行為的批評充滿了矛盾與無力，人類破壞環境和鱷魚撕咬羚牛完全是出於一個邏輯。 ... ▲ 紛繁多樣的宗教性符號，圖片來源：Huffpost 如果按照基因決定論的邏輯，人類從始至終的行為都是由生物性決定的；那麼人類還會重蹈那些滅絕動物的覆轍，終將會因為作繭自縛而從地球上消失。當然生物學的基因研究非常重要，豐富了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但基因知識不能幫助人類進行價值判斷，尤瓦爾也談到了人類「想像」的人文主義具有超乎尋常的威力。而藝術脫胎於人文主義的光芒中，將理性的科學用博愛的韁繩拉回到為眾生謀福祉的軌道中。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西方都會有一個高於人的「神」，在神面前眾生平等而不僅僅是人人平等。人在神的面前永遠是卑微的，永遠不可以取代神，任何在地球上驕傲自滿、稱王稱霸的想法都會引火燒身、讓自己萬劫不復。 ... ▲ 19世紀倫敦的標誌是一棵位於布里克斯頓溫德拉什廣場的梧桐樹，圖片來源：Paul Wood 參考文獻： [1]（英）克里斯多福·盧茨西方.環境運動：地方、國家和全球向度[M].徐凱，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2]SouthbankCentre[OB/OD].2020-03-20 https://www.southbankcentre.co.uk/ [3]Clark Art Institute,Lisa Saltzman,James Ewing.Jennifer Steinkamp: Blind Eye，[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 [4]（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Julien Jonas Bismuth.Toba Khedoori[M].Radius Book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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